明蜀王陵。

延续至今的客家九斗碗。

西河场的万寿宫。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在对成都东山的苏氏家族进行田野调查时，找到了苏氏家族入川后第10代子弟苏淘声、苏贵声，从他们那里采集到大量的口述资料，还找到了一本《华阳苏氏族谱》。
  《华阳苏氏族谱》是苏氏族人在光绪29年（1903）十一月冬至日商议续修的，只记录了苏氏家族入川始祖、第二代及第三代苏成勇一脉发展到清朝末年的情况。苏氏家族入川始祖苏子盛共有5个儿子，他的孙子苏成勇也是弟兄3个，这表明，苏氏家族的人口总规模，应该比《华阳苏氏族谱》所记载的苏成勇这一脉大很多。
  但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说的苏氏家族，是以苏成勇一脉为主，不涉及苏氏家族的其他支脉。

  苏氏家族入川后的字辈，从第一代苏子盛开始，为“子元成定邦，国大振家声”10个字。“声”字辈是现存最老的字辈，胡开全在2013年采访苏淘声、苏贵声时，他们的年龄都在80岁左右。
  《华阳苏氏族谱》中，记载了苏氏家族入川始祖苏子盛的相关情况：
  “六世祖苏子盛，字永霏，妣氏廖，二老于雍正三年乙巳岁（1725）十一月十六日，率子孙在广东和平县浰头大浦甲起迁，越雍正四年丙午岁（1726）三月十六日，方至四川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三甲，地名七根槐，佃丁姓田地，遂兴家立业。”
  苏子盛是苏氏家族在成都东山立足开基的始祖，其原乡广东和平县浰头（今浰源镇）属于粤、赣两省交界处的低山区，耕种条件比成都东山还差，因此到东山后能很快适应新环境。
  苏子盛的孙子中，数苏成勇一脉发展得最好，苏氏家族在今龙泉驿区十陵街道青龙村青龙埂的祠堂就叫成勇公祠。
  这支苏氏族人以青龙埂、皇坟湾为中心，向四周发展。
  在今青龙村正觉山麓前后，有多座明蜀藩王陵，如蜀僖王、蜀成王陵等。其中，蜀成王陵被当地人称作香花寺王坟。
  在客家人的语言中，经常是“王”、“皇”、“黄”不分，所以使得有的王陵被叫做王坟，有的被称为皇坟。
  香花寺王坟在建造之初，把王坟左前方的一道土埂再挑土，加工成一道更具形象的弯环，总共有几百米长。根据“左青龙、右白虎”的原则，这道土埂被称为青龙埂。
  1949年后，当地成立乡政府，就以青龙埂为名，取名青龙乡，后来改作石灵乡。1994年撤乡建镇，更名为十陵镇。2004年撤镇设十陵街道，但这里的村仍然叫青龙村。
  如今，这里建起了青龙湖湿地公园，青龙埂有一半淹没在了水里。所以，如果您有机会到青龙湖湿地公园游玩，可别忘了这里曾经是苏氏家族的土地。

  《华阳苏氏族谱》记载，苏氏家族清朝时族人聚居的地方，向东有两河口、双灵观、老陶沟、大面铺；向南有涂家堰直至官家堰、罗家山、梁家山、高竹林、簧门铺、洗面桥；向西有赖家店、倒石桥、省城（即成都市区）、温邑（温江）板板桥和王家桥；向北有老鸦林、灯草堰、清水沟等。
  曾任原西河乡（今龙泉驿区西河镇）副书记、乡长的苏贵声回忆说，到民国后期，苏家在东山上的产业，从西河场（今龙泉驿区西河镇）向西延伸至赖家店（今成都市成华区保和街道），绵延约10公里。
  作为地主，苏氏家族当然不会亲自耕种这么多土地，他们是把地租佃给他人耕种的。尽管如此，作为土地的所有者，苏氏家族当家人也是要经常去巡视土地的经营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巡视的情景：苏家当家人走在长达10公里的路上，两边都是自己的土地，庄稼长势良好，充满生机，那样的心情会是怎样的？

  苏氏家族入川较晚，失去了直接插占田地的机会，而且由于所带的钱财有限，无法直接大量购置房地产，所以最开始是从佃农起步的。这样的发展情况，与四川大量移民家族的境遇极其相似。
  如1922年重修的《冯氏族谱》中记载：“第十四世祖其焕公，原居广东嘉应长乐县（今五华县）砖斗寨……雍正初年……由粤来川，在成都府华阳县东柳树湾（今属龙泉驿区）觅一宅场，田地一大段，命仲昌公、叔昌公合买，以为基业，奠立家室。”可见，冯氏家族也是从佃田开始创业的。
  1946年由重庆中正书局出版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一书，讲述了农业社会中农民的“晋级”之路：“佃农为农业梯阶中之低级者，农民由雇农而佃农，由佃农而半自耕农，由半自耕农而自耕农，正可藉此种阶梯关系增长其经验，以为独立经营之预备。”
  苏氏家族虽然没有从事雇农的过程，但仍是由佃农开始进入成长阶梯中较为典型的例子。

  成都东山苏氏家族入川始祖苏子盛，在雍正4年（1726）“率子孙”移民入川。那么，他带领的子孙有哪些？有多少人呢？
  据《华阳苏氏族谱》记载，苏子盛有5个儿子：苏元莲、苏元萼、苏元德、苏元苍、苏元胜。他的孙子辈当时尚属年幼，有准确记载的是苏元莲（1682-1757）的大儿子苏成智入川时16岁，三儿子苏成勇10岁。
  以前的族谱是不记载女儿信息的。根据《华阳苏氏族谱》的记载，可以大致推算出，苏氏家族入川时有30人左右，其中壮劳力有六七人。

  以这个劳动力水平以及要供养这个人口规模的家庭，按四川大学历史学院李德英教授研究民国佃约时得出的经验测算，拥有一个壮劳力的5口之家，如果要佃田耕种的话，在成都平原需要20亩田，生活才能过得较好。
  以此推论，苏氏家族这么多人口，理论上要租佃120亩田。但是，成都东山的生产条件要差一些，应该要佃种更宽的田地才行，而且田地上要有完整且规模可观的房屋，才能方便苏子盛全家安顿下来。
  不过，苏子盛一家入川的时间节点没选好，因为“雍正四年”恰好是广东客家人移民入川的高峰。
  成都东山的《张氏族谱（1919版）》记载：“清雍正五年（1727），时值粤地灾荒。”与之佐证的是《范氏族谱（1916三修）》中也记载说：“雍正四年、五年间，值粤东荒欠。”
  这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苏氏家族之所以入川，是因为广东老家遭受灾荒，迫于无奈才举家迁往四川的。
  既然苏氏家族这么多人口因为在老家活不下去了才被迫迁徙入川，那么，大量与苏氏家族境遇差不多的家族、家庭，自然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大家的想法一致，行动也一致，一起蜂拥入川，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康熙33年（1694），康熙帝正式颁布《招民填川诏》的诏书，拉开了湖广填四川大型移民运动的序幕，而苏氏家族是在雍正4年（1726）才入川，其间间隔了32年。这32年中，早于他们入川的移民，已经把地插占得差不多了，他们入川，已经丧失了像丁氏家族那样无偿插占土地的大好机会。

  苏氏家族面临的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他们落脚在丁氏家族的土地上，此时的丁家已渡过无人耕种而又必须交税的最困难时期，土地是稀缺资源，待价而沽、捂盘惜售或只租不卖，成了丁家保护财产的最好策略。
  面对蜂拥而来的客家其他移民，苏子盛尽管随身携带了不少钱财，但都只能咬咬牙，以并不便宜的市场价格租佃丁家的田地耕种，不然就被别人给抢去租佃了。
  那么，当时的佃租土地价格到底有多高呢？
  由于当时的契约无存，只能以两件佃约作参考来推论：
  （一）佃水田旱土房屋竹林等项文契人刘一棠，今凭证佃到张奇珠名下双灵观侧近水田一处，约计十五亩零，其田使水照旧规车放灌溉，草房屋一院，门框窗格桁桷草檩俱全。比日三面言明，限种一季大春为止，刘姓备有无利押租钱七十二千文，实纳租谷十四石四斗，系西河场市斗交杩。
  （二）佃水田房屋基址文约人夏德仁，今凭中承佃到谢竹屏名下水田一段，约计九十三亩七分，旱土一段，每年收租一石六斗，田每亩一石九斗。收租银每百两八石，扣除基内正瓦房一向，连磨角五间，左右瓦厢房二向共十间，瓦龙门一座，脚门一座，糞池、水井俱全。凭中议取押租纹银二千三百七十两整，以苏坡桥米市平交兑。
  这两件佃约，距雍正4年已有100多年，人口数量即市场需求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考虑到清朝中期物价波动不大，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推论，以当时的物价水平，苏子盛租佃丁家的田地，可能需要数百两乃至上千两银子做押租钱。

  《华阳苏氏族谱》中说，苏子盛一家落业在“七根槐，佃丁姓田地，遂兴家立业”，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丁氏家族。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2013年5月9日下午对龙泉驿区西河镇卫星村二组时年56岁的丁双喜进行了访谈，丁双喜就是这个丁氏家族的后裔。
  根据丁双喜与家人、邻里所谈口述资料及《续修丁氏族谱》记载，丁氏家族入川始祖的创业过程较为清晰。
  丁氏始祖一行几人，在康熙中期由湖广入川，比苏子盛一家早了几十年。
  丁氏先祖到达成都东山时，当地荒无人烟，于是充分享用了插占政策，尽最大力量插占了十分宽广的土地：东到简华桥、南到现在的龙泉驿区西河镇跃进村、西到大草坪（今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太平村）、北到傅家店，总面积上万亩。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苏氏家族的苏邦贤用了30年时间，花去两万多两银子，才买了上千亩地。
  在丁氏家族插占的土地中，有七根槐、以丁氏命名的丁家大堰和丁家岭，还有双灵观（原名丁家庙，后来因为公用，人们以里面供奉的两尊灵观菩萨命名）、灯草堰等地名。
  其中，七根槐就是苏氏家族的落脚地。也就是说，苏氏家族落脚在丁氏家族的土地上。
  丁氏家族虽然拥有上万亩土地，但人丁不兴旺，历经几代仍然人丁稀少，无力耕种，大量田地弃荒。
  由于丁家在土地外围种植树木和以斑竹为主的林盘来划定自己的土地范围，遂形成了当时著名的丁家老虎林——意思是说，林盘宽密得里面时有野兽出没。
  随着移民优惠政策时效到期，官府要按田亩收税，丁氏家族的人口仍然不足以耕种那么多田地，所以不得不以比较优惠的价格出售、招佃或先租后卖。
  最初是低价卖给杨家和干家，后来再佃耕。佃耕的人中，就有苏氏家族，还有一个刘氏家族。刘家佃耕不久，以2000两银子买下了佃耕的田地。
  再后来，丁家与朱家相约到西河场进行商业活动，丁家开药店，取名济生堂，朱家开么店子（四川方言，即路边小店）。
  后来，此处逐渐形成场镇——以位于西江河以西而命名的西河场，当地有“先有济生堂，后有西河场”的说法。
  胡开全说，清政府在移民方面采取了大量优惠政策，对先期到达并插占大面积田地的移民是很有利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发家致富。
  一个家族的经济能不能健康发展，取决于其家族人丁是否兴旺，决策的发展方向和方式是否科学，肩负创业或中兴的人员是否健康长寿，是否对功名和财富有不懈追求的精神。
  很不幸的是，丁氏家族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招”的例子。既然发展不好，就只有衰落下去，机会被苏氏家族这样的新移民给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