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春，父亲去世不久，母亲突然提出，想去苏州古城景德路上的环秀山庄看看。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接了她一同前去。

刚拐进门头，母亲就要求下车。她让保姆搀着，慢慢走近这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园子。

戈裕良（1764-1830）那座著名的假山似乎还是原先的样子，历史的青苔和沧桑把它紧紧包围。仿佛一下子离开了闹市的喧哗，老太太驻足良久，我真切地听到一声苏白：“还是格座假山啊！”

母亲是汪氏苏州一支九十二世八房的长女，2010年11月1日去世时八十五岁。从1846年到1940年近一百年间，环秀山庄曾经属于母亲这个汪家。

苏州中学智德之门

1927年，汪懋祖在南京留影

从商到士

母亲的汪家来自徽州，这一支由清初迁来苏州阊门内吴趋坊，史称“吴趋汪氏”。

明崇祯六年（1633），在全国士子中影响广泛的复社举行虎丘大会。这时，徽州歙县一位叫汪尚礻靈的小伙子也游学来到苏州，这年他刚刚二十岁。汪家到这一代已是八十二世了。

尚礻靈七岁父亲去世，留下四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少年尚礻靈体会了闯荡江湖的滋味，他性格刚强，做事果断，是歙县县学的武生，好击剑，也喜好读书与交友。凭借徽商宗族在苏州的人脉，尚礻靈不仅很快在苏州站稳了脚跟，且因为“公普无私，宗族乡党咸重之”，人称“汝卿公”。易代后，做茶叶生意已积累一定实力的尚礻靈，喜欢上了人文物秀的苏州，爽性举家迁到了苏州，史称“吴趋始祖”。

尚礻靈生有两子，长子汪文瑞这个“富二代”不仅守好了家业，还涉足当时徽商把持的盐业，家境更为富裕。文瑞有六个儿子，就是从这八十四世起，汪家出现了经商与科举并举的繁盛局面。长子汪士俊是这支汪氏第一个走上仕途的人，曾任铜陵县知县；四子汪癸正则继续把汪家生意“做大做强”，他“生平好义乐善”，出资修建苏州贡院、昆山文庙，还创办常熟育婴堂等公益事业，终于使汪家子弟“由学宪核准入籍”，就是取得了在苏州府下属各县参加考试的资格。这支史称“老四房”的苏州汪氏为汪家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话分两头。汪家经商一路，继续在“致富”路上高歌猛进，而科举一路，也人丁兴旺，从乾隆到道光大约一百多年间，汪家四代人一百多位弟子参与科举搏杀，共出进士三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八十六世汪为善，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十八世汪藻、八十九世汪堃叔侄俩同科中式。

汪家的兴盛牵出了苏州另一个徽商望族潘氏。

潘家也是清初从徽州大阜经商来苏，感受了苏州温文尔雅的气息，门风大变，后来被苏州人称为“贵潘”。科举功夫比汪家更为了得，以两个进士兄弟正式入籍苏州不说，更是出了状元潘世恩（1770-1854）、探花潘世璜（1764-1824）和潘祖荫（1830-1890）。

大约本是同乡的缘故，汪潘两家竟绵延了一百年的“联姻”，潘世恩三代娶的都是汪家女儿，潘家三代女儿又都嫁进汪家。潘祖荫为此感慨：“汪氏与潘家有累世通婿之谊。”

在《苏州汪氏支谱》里细细爬梳，我发现，在汪家着手筹建环秀山庄、成就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贵潘”的庇荫着实不可低估。道光二十六年（1846），“钦旌义庄给帑建坊”，就是皇帝拿出“启动资金”支持汪家这个工程项目。而这时，汪家女婿潘世恩正担任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傅衔，就是宰相。

汪氏源流

明清之际，强大的徽商集团凭借雄厚的资本和出色的智慧，把江南繁华之地搅得风生水起。汪氏和潘氏在苏州的兴盛不过是个典型案例。

2004年，我拜访了2000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安徽宏村，不仅把汪氏的源流基本梳理清楚，还忍不住发了一句议论：“两处文化遗产，竟与同一姓氏相关，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恐怕绝无仅有！”（简雄《大户人家》）

近代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对中国汪姓之源的考证，收入《苏州汪氏支谱》中，他是为吴趋汪氏当年建成环秀山庄而作。冯氏系吴县（今苏州）木渎人，汪家世交，道光二十年（1840）榜眼，因最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而名噪一时。

春秋鲁成公次子姬汪，生于公元前574年，封颖川侯，封地在今河南许昌一带，后来以名为姓，即为汪姓起源。东汉建宁二年（169），三十一世汪文和授会稽令，汪氏南迁新安（今安徽黄山市一带）。隋唐易代，被称为“汪氏别祖”的隋新安太守汪华（四十四世）“和平起义”，保住歙、宣、杭、睦、饶、婺等六州百姓免遭兵燹，封唐越国公。汪华生有九子，江南汪氏由此兴盛。宏村汪氏一脉系“长房长孙”，按中国传统习俗，确算汪家祖基。

吴趋汪氏也是汪华长子汪建一脉，有一支大约在明初迁到歙县坦川。

大凡到过宏村的人，都会被这座徽州经典村落的魅力所征服。但如果没有汪氏后人在明清社会巨大变迁中走出深山，搏击大江大海，那就不会造就进入文化语境后的另一座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了。

说汪，环秀山庄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环秀山庄

1997年，环秀山庄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代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样以假山艺术见长的另一座苏州园林狮子林，则在稍后被增补列入，可见戈裕良这座假山的分量。

咫尺之内再造乾坤，园林折射出的是中国文化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又见证了一段历史烟云的变幻、一个家族的变迁。

从北宋苏州名士朱文长建“乐圃”，到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汪氏购下这片旧宅建成“耕荫义庄”，环秀山庄这个园子与一连串苏州名人密不可分：申时行、蒋楫、毕沅、孙士毅……

我曾详细演绎过申时行的行状，这位二十七岁高中状元的明万历朝内阁首辅，在张居正之后很想中兴帝业，无奈皇帝为了爱情和大臣们纠结，申时行只好长叹一声，五十七岁就回家养老。（简雄《大户人家》）

据《吴门表隐》卷五载，申时行在今天环秀山庄这一带共有八处住宅。乾隆时，园子被刑部郎中（一说员外郎）蒋楫买下。这个蒋楫官不过“司局级”，但在地方影响不小，如《吴门表隐》卷二记了一条，说乾隆南巡，要建一条百余里长的御道，“刑部郎中蒋楫独立捐甃”。“甃”就是铺路用的砖。蒋楫给自己园子建了一座藏书楼，并叠石掘池引泉，取东坡诗意名“飞雪泉”，应该有了点现在园子的模样。著名“主旋律”长卷《盛世滋生图》（姑苏繁华图）上这个位置画着一个园林，“树丛中露出八角亭，透过树梢可以看到假山”。（《环秀山庄志》稿）但这座假山并不是戈裕良的作品。

乾隆末年，园子易手给了两个人：状元毕沅（1730-1797）和文渊阁大学士孙士毅（1720-1796）。

毕沅这个状元有点传奇色彩的，清人梁章钜在《枢桓纪略》卷二十七中记得详细，说毕沅殿试隔天如何替人顶班，如何看到一份边关奏折，正好是殿试的试题，本来因为书法欠佳有点忍气吞声，一下子就“好人有好报”，被点了头名。毕沅这个江南书生，一生干的却是武夫的活儿，东奔西走平定边关骚乱，最后死在军中。嘉庆上台，被夺谥抄家没官。《清史稿·毕沅传》说这是因为平叛时“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帑项”，不仅决策有失误，还挪用军费。还议论说，他是个文人，带军队是个“弱项”。野史笔记里的说法则是，毕沅当年猛拍和珅马屁，嘉庆看不顺眼，所以死了还不肯放一马。到钱泳（1759-1844）写《履园丛话》时，这个园子已经“荒废不治，无有过之者”。（卷二十四·杂记下）

孙士毅的经历与毕沅有点相似，不过，在乾隆时相当得宠，临终前，乾隆甚至特许他孙子孙均“入旗”（汉军正白旗）。《清史稿·孙士毅传》中直接说“士毅故善和珅”。但嘉庆对他要比毕沅客气，十一年（1806），只是撤了孙家世袭爵位，“并令均出旗归原籍”。孙均回到老家，开始拾掇自家园子过逍遥日子，请戈裕良叠了这座著名的假山。

从时间看，孙士毅得到这个园子应该和毕沅同时期，孙家的园子是原来的东花园。孙士毅和汪家首个进士汪为善是乾隆二十六年同科，到汪家1849年重修完成时，取了“环秀山庄”的名字。

咸丰元年（1851），广西一位叫洪秀全的乡村书生率众举起反政府大旗。但和中国历史上周期性震荡的战乱一样，这种极端对抗性博弈给社会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据史载，太平天国运动的十四年间，苏州府的人口从1851年的六百五十四余万锐减至1865年的一百二十九万，同期，原先四万一亩的地价只值一千文。

汪家随女婿潘曾玮（潘世恩之子）、冯桂芬等在太湖孤岛上避乱数月，元气大伤，兴盛一时的家族中再也没有先祖“好击剑”的英武之气，经商与科举一并走向衰落。到九十世汪曾德、九十一世汪铭清，都演化为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留下的只有一脉书香……

汪铭清（1846-1902）在太平天国运动平息的第二年（同治五年，1866）考中秀才，这年他二十岁。但刚经历动乱的国家不仅各业萧条，家业也荡然无存，科举变成所有士子的唯一出路。铭清数试不中，只能以教书为业。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一个教书先生的“膏火”（即工资）维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端午节，铭清吃了不少枇杷，晚上教完书回家，突然昏厥。诊断为急性霍乱，终告不治。铭清共娶过三位妻子：第一位何氏未育；第二位卫氏生下三子一女，光绪十一年（1885）去世时才三十五岁；第三位妻子何氏光绪十三年（1887）嫁进汪家，又生下四个儿子，省立苏州中学创始人汪懋祖即为这位何氏的长子，我的一生教书为业的外公汪定奕（字克敉）最小，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家族里人称“八叔叔”。

一脉书香

汪懋祖（1891-1949，字典存）出生的清末，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嬗变的年代。从末期秀才到留洋教育家，他的一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教育救国”苦难历程的缩影。

汪懋祖考秀才时才十四岁。那时因为考场的门槛太高，他跨不过去，只能先坐在门槛上，再转身跳下去。考官看到是个孩子，考试成绩不错，不太相信，又加一场面试，结果汪懋祖跻身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期秀才。

新学兴起后，汪懋祖入上海广方言馆，并于1916年考取公费留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一生为教育而奋斗的历程。

1920年，汪懋祖带着“教育源于生活，而又改变生活”的教育理想回国，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1924年，杨荫榆出任北京女师大校长，力邀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汪懋祖赴京。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女师大三位暑假回家探亲的学生耽误了开学日期。杨荫榆勒令退学，学生自治会决议要求驱逐杨荫榆，遂酿成学潮。媒体和女师大教师之间也发生争论，鲁迅先生站在学生一边，汪懋祖则从教育出发支持杨校长。这些争论鲁迅收在《华盖集》《花边文学》等集子中。直到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鲁迅全集》，这些注释才还原真正的历史书写方式。

学潮并未平息。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事件向政府请愿，酿成刘和珍等学生遇难血案。杨荫榆被免职。而在之前的1925年底，三十四岁的汪懋祖心力交瘁，胃溃疡大出血。他在《晨报》发表《致全国教育界意见书》，表达一位教育家对青年学业前途的担忧，并称：“鄙人南归在即，不欲再问其事，聊抒胸臆，关心教育者，幸熟察焉。”

1926年秋，汪懋祖回到东南大学，但他依然在寻找实现教育理想的机会。

1927年夏天，机会来了。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派汪懋祖以省督学的身份，到家乡组建省立苏州中学，并聘任为首任校长。汪懋祖开始全身心的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一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组成了苏州中学教师的“豪华阵容”：陈去病、钱穆、吕叔湘、吕思勉、颜文樑、孙起孟、吴梅……

汪懋祖在苏州中学担任校长四年，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要求苏中学生毕业出校后，要有转移环境的能力，而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以表现苏中精神。学界在研究汪懋祖教育思想时，归纳了他在苏州中学的十二条教育理念和实践措施：聘请名师，鼓励教师编书，奖励优良学生，请知名人士演讲，设教师学科研究会，办校刊并经常亲自写文章，设学生学术研究会，设选修课，用学分制，师范生准予考大学，设差生补习班，举办成绩展览。

苏州中学声誉鹊起。汪懋祖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语露自豪：“四方负笈来此，远自陕滇，毕业生考升国立大学者，岁有增加。就业服务，无一人向隅……体育竞赛，连年冠军。于是声誉鹊起，满国中矣！”

顺便提一下，杨荫榆被免职后也到苏州教书为生。1938年元旦，她因当街痛斥日寇暴行被杀害，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罗家伦先生力荐、已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主任的汪懋祖随校内迁。但他念念不忘自己的教育理想，决定离校奔赴云南边疆办学。在云南大学的朋友熊庆来教授帮助下，1938年初，汪懋祖拖家带口一路颠簸南下，一个月后到达桂林。惊喜的是，竟在桂林巧遇好友黄炎培（字任之）和李四光夫妇。三位满怀报国之心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唱和的诗句———黄炎培诗云：破碎河山梦里尘，萧条行李岭南身。离家到此三千里，生我于今六十春。二水源通湘合桂，一年历尽旧更新。请缨写遍千门帖，三户兴亡卜楚秦。汪懋祖《抵桂林奉和黄任之先生原韵》：锦绣河山半虏尘，壮怀未减少年身。登临共策中原志，风雨来寻南岭春。

三杰和同心自苦，

一肩漂泊席常新。

书生借箸纷何补，

匡济还期劫款秦。

1938年春，汪懋祖全家抵达昆明。安顿下来后，汪懋祖带领十几位随他南下的学生急奔滇西各地考察办校，最终选定大理。他们自筹经费，把一座破庙改建成校舍，在吸引了滇西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百余位青年学生前来投学后，大理师范学校开学。当年的教务主任章育才先生后来回忆说：“抗战时期在大理办学非常艰苦，一言难尽。”（汪安琳《我家的故事》）

1941年大理师范学校正式“国立”。汪懋祖却因胃溃疡又一次大出血离任治病。1942年底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后又兼任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

这颗怀着教育救国大志的心真的一刻也无法安静。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养病期间，汪懋祖又去丽江筹建丽江师范学校。他赋诗表达自己矢志教育理想的愿望：“万国烽烟明楚甲，九州春色萃滇疆。灌园人老花飞锦，犹抱残瓢洒夕阳。”

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胜利了，汪懋祖拖着病躯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在苏州东大街懋庄最后的岁月里，他已经终日靠“营养剂”为生，虽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但著书养病成为他晚年的主要“工作”，出版有《教育学》《美国教育彻览》《西洋教育史》等专著。

1949年1月9日，这位为民族教育事业奔波一生的教育家在苏州博习医院（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2009年春天，我带苏州日报采访小组给汪懋祖小女儿、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汪安琳做媒体访谈，按辈分她是我的阿姨。静静倾听一位耄耋老人讲述一户人家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一脉书香扑鼻而来。在安琳先生这一辈汪氏（九十三世）最后长大成人共二十三个家庭中，有一批教授或高级工程师，一批高校、中学和小学校长，在中国最著名的前十所高校中，至少有五所曾经是他们的母校。

2011年3月4日，我应邀参加江苏省苏州中学汪懋祖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并在即席演讲中感言，如果能把视野放到更宽广的社会变迁背景下，来探寻一个家族、一个城市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让更多的人知道，一种文化精神的文脉在哪里，底蕴在哪里，人文荟萃又在哪里，就是对先人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