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夏济安（右）、夏志清

季进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王洞 主编 季进 编注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王洞 主编 季进 编注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王洞 主编 季进 编注

□高琪

夏济安（1916-1965），苏州人，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曾在光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香港新亚书院任教。1950年由香港去台湾任教。1956年与友人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对台湾当代文学的兴盛产生了重大影响。1959年赴美，1965年病逝美国。著有《夏济安选集》《现代英文选评注》《夏济安日记》等。

夏志清（1921-2013），生于上海浦东，1942年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196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2013年12月29日在美国纽约去世。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并发掘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从而奠定了其在评论界的地位。

近日，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前三卷陆续出版，引起学界关注。夏氏兄弟同为现代文学研究巨擘，他们半个多世纪前的600多封书信，是个人史，也是历史的缩影，更是难得的学术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夏氏兄弟是苏州人，如今，他们的书信经夏志清夫人王洞女士授权，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整理注释出版，这一巨大工程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目前还在进行中。

从1947年底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初夏济安因病逝世的17年间，兄弟两人通信600余封。在这些书信中，他们聊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说抱负、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兄弟二人生动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那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

通过书信走进夏氏兄弟的心灵世界，是难得的机缘

苏周刊：您整理注释的多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近来陆续出版，在学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夏氏兄弟是苏州人，而您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由您整理他们的书信，其中是否有什么机缘？

季进：说起来是三年前的事了，大概2014年8月中旬，我刚刚办完声势浩大的“第四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就收到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邮件，跟我商量夏志清夏济安书信整理的事，希望我能够协助夏师母（夏志清夫人）王洞女士一起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当时我还没有见到这些信件，可还是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下来。我组织了一个以我的研究生为主的团队，最近这三年，我们主要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做这件事上。我想我们能够参与其中，通过书信走进夏氏兄弟的心灵世界，重新认识两位夏先生，是难得的机缘。王德威也说，“夏氏兄弟原籍苏州，此事由苏州大学教授出面主理，似乎也是难得的因缘。”我很珍惜这份缘分，所以希望竭尽全力做好这件事。

苏周刊：这批书信目前整理出版的进度如何？

季进：按照最初的匡算，差不多是四卷，一百多万字，但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后面的信件内容越来越多，篇幅也越来越长，所以只好编为五卷，目前已完成前四卷，第五卷估计明年春天能够交稿。到目前为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已出版了前二卷的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前三卷的简体字版，内地版是与北京的活字文化合作的，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二卷，第三卷即将问世。

苏周刊：这些书信是1947-1965年间的，为何隔了半个多世纪才整理出版？

季进：这些书信都是夏氏兄弟当年的家书，本来并没有出版的意图。但是，夏济安去世后，夏志清协助整理出版了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夏济安日记》等，希望尽可能为哥哥存留一些东西，整理出版兄弟俩书信的想法，应该就是那时开始萌生的。但夏志清一直没能腾出精力来做此事，他晚年最大的两个愿望，一个是整理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这就是前几年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还有就是整理发表他们兄弟俩的通信。夏志清先生或许是期望能在回顾自己一生的同时也为大家的研究提供一些便利，但因为身体的原因，他生前只整理发表过其中的两封。夏志清先生逝世后，便由夏师母承担起了这个重任，但工作量太大，夏师母也无法完成，所以王德威才找到我们，协助夏师母共襄盛举。

苏周刊：夏氏兄弟在书信中主要谈论了哪些内容？

季进：现在保留下来的夏氏兄弟书信，总共有600多封，时间跨度是从1947年底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初夏济安病逝。兄弟间你来我往，在书信中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生活点滴，欲望心事，可以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但我们也发现，他们在信中很少甚至不谈时代大事，除了1949年前后夏济安对时局的关切，几乎看不到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呈现。这很能看出夏氏兄弟的志趣是一如既往的，对政治的动荡向来缺少兴趣，但对生活本身却始终充满了热情。无论生活如何困顿，兄弟俩都认真地生活，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毕竟文学、电影、女友、家庭、穿衣吃饭等等本身就是生活的重要内容。

苏周刊：您觉得，今天出版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书信有些什么意义？

季进：这些年来，随着海外汉学研究的不断升温，夏氏兄弟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但关于二人可查的史料却极为有限，因此，他们精心留存下来的通信便显示出了非常特别的重要价值。我感觉《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其实是以最原初的面貌记录了两位重要的华人学者在1947年至1965年间对于志业理想和人生境况的种种触感与体味。话题多是琐碎又私密的，却为我们研究夏氏兄弟提供了多方视角：例如夏济安的情感故事可以从情感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两人畅聊的学术内容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整理，对当时日常生活的呈现则便于我们从文化史的层面进行梳理。同时，这17年间，正是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与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年代。在夏氏兄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的大历史之外，作为一介文人，他们如何凭借个体的努力，书写了个人的小历史，不断对话现实，增延历史。这使得书信又成为一部个人史，也为我们更好地回溯那个时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书信集的出版不仅是对夏氏兄弟研究的丰富，也为海外汉学的文献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丰富了我们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的认知。

苏州情结已经融注进他们生活的河流里，难以分离了

苏周刊：整理注释这批书信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请问在整理和注释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解决的？

季进：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整理和编注书信会如此耗费时日，完全不是原来想象的把书信录入电脑、再加几个注释那么简单。我们书信整理的大概流程是这样的：先由夏师母扫描原件，考订书信日期，排出目录顺序，然后发给我进行整理编注；由研究生组成的团队，负责书信的电脑录入，我对照原稿一字一句地进行复核修改，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整理出初稿；夏师母对初稿进行审阅，并解决少数我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在此基础上，再对其中的人名、篇名、电影名、专有名词等加以注释，完成后再提交夏师母审阅补充，从而最终完成整理工作。书信整理注释的工作量之大，真的超乎想象。夏济安先生的字比较好认，但夏志清先生的中英文字体都比较特别，又写得很小，有的字迹已经模糊或者字迹夹在折叠处，往往很难辨识。有时为了辨识某个字、某个人名、某个英文，往往需要耗时耗力，查阅大量的资料。

苏周刊：能否举几个例子？

季进：比如，夏志清信中讲，台湾的祭孔官孔德成来美，曾去华盛顿见过蒋介石夫人，有一次H.H.King还来看他，送他一盒雪茄烟。其中H.H.King不知何许人也，遍查不得。于是就去找孔德成的资料，发现他与孔子后裔往来密切，其中有孔子第74世孙孔祥熙，这个名字一下子警醒了我，一查，孔祥熙的英文名果然是H.H.Kung，查看手稿，夏志清的手迹果然更像Kung，而非King。这类考证有时还会有意外的发现，比如夏氏兄弟信中多次提到他父亲的朋友徐祖藩，我查到的资料说徐是江苏吴县人，1946年做过台北交通处港务管理局局长。我记得夏氏兄弟的父亲夏大栋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在港务管理局做秘书，一查，原来就是徐祖藩请他去的，之所以会请他，是因为夏大栋是徐夫人的堂兄，也就是说，徐祖潘应该是夏氏兄弟的堂姑夫。类似这样披沙拣金的曲折和发现，让原本以为单调的书信整理注释，变成一件相当愉悦的工作。当然，我得说明，书信的注释面广量大，十分庞杂，还是有少数地方不能准确出注，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正，将来有机会修订出版时再作完善。

苏周刊：这些书信中有没有关于他们的家乡苏州的记录？季进：兄弟二人小时候是在苏州度过的，但之后随着家人经历了几次搬迁，最终落户上海。这批书信涵盖的1947年至1965年这个时间段中，夏志清始终在国外为志业而努力，夏济安则辗转于祖国内地、香港、台北及美国西雅图、伯克利等地，同样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奋斗着，因此书信中对当时的苏州没有什么直接而详细的记录，但夏济安在信中说过，苏州始终是他的第一故乡。历经漂泊的兄弟俩经常会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与苏州的印象进行比对，例如夏济安就觉得无锡街道不如苏州整齐，人却比苏州来得挤，又觉得比起上海的繁华，苏州到底是个比较老式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们还与很多苏州籍的学者等人士有着比较密切的往来，书信中也经常交流苏州亲戚或朋友的近况。所以，尽管少有详细的记录，但书信中对苏州零碎的有意无意的提及，可以看出苏州情结已经融注进他们生活的河流里，难以分离了。

夏济安敏感多情，夏志清冷静理智

苏周刊：从书信中看，夏氏兄弟分别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季进：我们以前对夏氏兄弟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比较理性的学术范畴，那么透过书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更加真实、立体而丰富的夏氏兄弟形象。书信其实同日记一样，也是一种典型的私人书写，它们所记录的内容可以称为一种“私语”，存不下太多虚伪。例如书信中涉及了大量夏济安的情感故事，不仅详细记录了他的多段情感经历，更精细描摹了他对自己的心理分析，这个过程中夏济安可以说完全而透彻地展现了自己敏感而怯懦、多情又自尊、悲观却执著的鲜明性格特征。相比之下，夏志清则显得冷静理智得多，他似乎更多地在扮演安慰者的角色。哥哥在信中不断地抱怨生活的穷困、感情的多舛时，弟弟一定是以鼓励、劝勉、安慰、告诫的姿态出现，这种不离不弃、时时支撑的状态无疑是手足情深的真挚体现。可能此前夏志清先生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心高气傲、狂放不羁，但他在写给哥哥夏济安的信里有很多细节却透露了他是一个爱家人顾家庭的人，比如他刚到美国就想着给妹妹和父母买衣饰；劝哥哥暑假“回上海去一次：家里你我都没在，一定很寂寞，母亲的energy也无处发泄，玉瑛也应当有个哥哥去伴她”等等。诸如此类细节让人非常感动，让我们看到了夏志清先生犀利之外又有非常“柔软”的一面。

苏周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兄弟二人的性格差异还是很大的，却又呈现一种互补的状态？两个人能够相互扶持，除了手足亲情、性格互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呢？

季进：完全可以，两个人的性格确实是一种互补状态。两个人的交流永远坦诚相对，相互鼓励与支撑，很重要的一点是源于作为男人更作为手足的信任。但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尽管兄弟俩性格不甚相同，但他们的志趣却是相同的。从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对待感情问题上偶有分歧，其他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的内容很少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比如他们都对英美“新批评”派有着很深的认同。同时，长期离散的经历使两人有一个共同的志向，那就是要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自觉承担起向世界推广自己、介绍中国文学文化的责任，致力于向西方学者展现了他们眼中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这或许更能解释为什么在大时代的风潮中，他们总是执着于眼下的生活和热爱的文学，这与其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的态度。这种无奈中，当然有源自于读书人的“纯粹”，还有个人心理的、情感的、生活的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当年很多知识分子确实是缩小甚至放弃了个人的悲欢，投身到拯救国家社会的大业之中，这是应该高度褒扬的，但对于更多的像夏氏兄弟这样的读书人的无奈选择，我们也应该予以尊重。毕竟，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精神的赓续、文化的传承，可能更需要像夏氏兄弟这些普通知识分子的“避重就轻”和“纯粹”。

夏济安的情感史无比丰富而又令人唏嘘

苏周刊：以前出版的《夏济安日记》是夏济安先生1946年的日记，从时间上看，《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刚好是《夏济安日记》的续集，内容上是否也是《夏济安日记》的延续？

季进：无论从时间还是内容上，书信集中的情感故事的确可以看成是《夏济安日记》的续集。书信集其实是可以作为情感史来看待的，特别是夏济安的情感史，实在是无比丰富而又令人唏嘘。在《夏济安日记》中，他沉湎于对学生李彦的爱恋之中，到头来却发现只是单恋一场，这样没有开花结果的感情故事着实令人可惜，却也让我们看到一位多情才子的至情至性和多愁善感。书信集中夏济安延续了这一形象，只是对象不再是李彦，而是继她之后的一个又一个女生，从董华奇到刘璐到秦佩瑾再到Ruth等等，不断经历着各种情感的跌宕起伏，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伤痕累累。书信中的每一段情感故事似乎又如夏济安自己所说，笼罩着追求李彦失败的阴影。这段失败的经历加剧了他对感情的渴望和畏惧。给他这些情感故事画上句号的是一位名叫Roxane的女子。这给了夏济安致命的一击，他在信中说：“这个晴天霹雳我毫无防备，一切潇洒归于泡影。”尽管夏济安在信中一再强调自己对Roxane并没有陷入爱情，所以不是很伤心，但越掩饰越欲盖弥彰，“想不到这么大年纪还在风月场中颠倒，一笑！”这样一句自嘲却无奈的话成为他留给这段感情也是整部书信最后的句点。这个骄傲又执着，敏感又悲观的浪漫主义英雄终于没逃得过现实的打击。夏济安不断追求女友却又不断失败的经历，似乎也透露出这一代读书人在大时代的巨变中惶惶不安的心理症象。相比而言，早年的夏志清一心向学，无比孤独，一直到遇上Carol，才有了真正的恋爱体验。

苏周刊：夏氏兄弟同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巨擘，这套书信集是否为研究他们的学术之路提供了新的史料？

季进：的确，学术内容的探讨是书信集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比如其中大量记录了兄弟二人与当时众多名人名家的学术交际，尤其是夏志清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之间的交往；两人更是时不时畅聊读书心得，对自己阅读的各种文学作品进行率直的品鉴。从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夏志清在耶鲁所受到的西方文学的系统训练，他不仅亲炙布鲁克斯、兰色姆、燕卜逊等理论大家，而且系统扎实地大量阅读西方文学，甚至读遍了英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大诗人的文集。以这样的学术训练，阴差阳错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写出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然就不同凡响，因为他的评价标准是西方文学的大经大典，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加以评析的。这些书信，为我们重新讨论夏志清与西方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比如我们都说夏志清深受利维斯的影响，而书信中就能看到，他1949年就读到了《伟大的传统》。我们完全可以把书信中关于小说史写作的相关内容拿来与《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比较性的发生学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夏济安最早讨论《蜀山剑侠传》是在第76封信中，由此开始了他对通俗文学的思考，还有他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小说的创作、文学的翻译等等内容，都是研究台湾现代文学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献。更不用说，书信中还涉及相当多的汉学家和当年学界的情况，甚至还有“学术八卦”。诸如此类的内容，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史的“历史细节”，为我们研究夏氏兄弟的学术道路提供了新的史料，也为海外汉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